我的父亲孙仲廉1925年农历三月初十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商人家里，他的爷爷孙化平十分疼爱他，据父亲说：从他记事开始每次吃饭爷爷都把他抱在腿上，夹菜给他吃，曾祖父是枣庄人，喜欢吃辣子鸡，所以家里经常吃辣子鸡，每次曾祖父都拿一个鸡腿或者鸡爪子给父亲啃。
正是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所以他到1938年入伍时已经上了七年学。就是六岁正式上学，那个时候是洋学堂了，就是王寨镇的国民小学。那个时候住在西门里，距离学校不远，都是步行来回。
父亲学习成绩好不好没有听老人特别说起，不过父亲的毛笔字确是最好的，因为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新四军宣传队，墙上的抗日口号都是父亲书写。起码父亲比一起当兵的同学王维善，王用久（文革时期解放军总后办公厅主任）王用勤（解放军某部政委）的毛笔字更好，父亲晚年获得国家一级书画师，解放军书法家等荣誉，基础就是他曾经在上学时写了一手好字！关于父亲调皮捣蛋的事情有好几个，老人们经常说起来。那个时候上学带中午饭，条件好的家庭肯定是单饼和菜，单饼就是徐州和淮北地区十分流行的一种主食，小麦面粉做的类似于煎饼那样的面饼，比煎饼厚一点，小一点。据说有一次父亲在上学途中突然想大便，他就跑到路边没有人的隐蔽处去方便，可是没有带手纸，课本也不能撕啊，他就掏出来单饼当手纸擦屁股。白面饼肯定有一定的韧度。结果被本家的一个姑姑，也是小学的同学看到，就回来告诉我奶奶了。我奶奶可能说了说父亲，父亲为此记仇，在那个姑姑上学的路上堵住人家要打人家。我称呼她为姑奶奶，后来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并且留校当了教授，文革之后他们见面说起来这个事情都哈哈大笑，几个老人笑的前仰后合的。
另一件常常说起的事情就是父亲寒暑假就是骑着自行车专门走沟沟坎坎。那个时候家里开了一间自行车行，卖自行车。父亲一放假就到店里骑走一辆日本的女式坤车，王寨，徐双楼，李楼，子观寺，棠林集，后彭庄来回转，不走路，专门骑到沟里再上来。在家这几年自行车是骑坏了几辆，他的祖父喜欢他，也不会说他。尽管他的祖父特别会过，特别节省。
1838年5月日本军打到萧县，当时国民党51军抵抗了一下就溃散了，倒是当时子观寺庙里有一个大和尚带着民团打了一次歼灭战。据说这个大和尚也姓孙，是西北军的一个旅长，西安事变之后部队被整编，他不愿意跟着老蒋当杂牌军，就来到萧县子观寺，自己剃了秃头自封住持，手下的部队或剃头或住在庙外，他的参谋长就住在外面。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有武装，加上附近民团大约有万人以上，日本一个小队十几个人向王寨这边进攻，大和尚骑着高头大马，挂着望远镜，万人围攻这十几个日本人，被打死了七八个，然后活抓了6个日本人，大和尚主持下，把日本人绑在柱子上剥皮，剥人皮原来是用水银啊，日本人瞪着眼睛，不喊不叫，被活活剥了皮，随后他带着基干民兵开始了游击战。他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送了三个团的兵力，当然也给国军送去新兵。他打日本，杀汉奸，威震一方。虽然有庙产数百亩土地，收租为生，全国解放后被列为民主人士，不得冲击，一直到1960年生活不能自理，就饿死在庙里。
1938年10月父亲和同学王维善一起到萧县孙圩孜乡入伍，经过我祖父的好朋友，萧县县长彭孝千介绍到萧县预备队宣传队当宣传员，当时只有13岁。宣传队队长刘洪奎，政治指导员纵封启，父亲的小队长叫张小侠，主要是宣传抗日，写标语，演节目。1939年秋全队到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宣传队学习培训，代师长陈光还专门给他们讲课。1939年10月15日父亲经纵封启，戴端介绍在王寨郝楼加入中共。
1939年12月父亲第一次参加战斗，徐州日军骑兵和炮兵配合日本鬼子步兵在萧县大吴集设立据点，县常备队和萧县支队四个营杀敌80余人。
1940年2月萧县常备队改编为新四军六支队萧县抗敌支队，总队长纵汉民，政委李跃派父亲到安徽涡阳新兴集新四军六支队驻地学习，6月日军突袭新兴集，彭雪枫亲自指挥，打退敌人。之后父亲被留在新四军六支队任特务团三营九连文化教员。
1940年八月三营和萧县抗敌总队两个营歼灭砀山国军邵莲花部三百余人，邵莲花是接手她父亲的部队继任旅长的，虽然是一个女性，但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在砀山民愤极大。当组织宣判大会审判邵莲花时，诉苦的百姓声泪俱下，群众一拥而上，用手用刀把邵莲花给凌迟了。
1940年九月日伪二百多人在萧县扫荡，父亲的九连和七连在锦川桥设伏击敌死伤20余人。期间父亲部队与国军耿继勋部，刘瑞岐部作战十余次。
1940年九月中旬萧县抗敌纵队与八路军四纵（新四军六支队）特务团合并，父亲仍在九连。1940年11月16日徐州，蚌埠，宿县日军伪军5000余人配合飞机，坦克，汽车进攻蒙城，父亲所在部队在板桥集打了三天，致敌死伤千余人，击毁汽车，坦克十余辆，还击落飞机一架。九连副连长孟宪良重伤，战士伤亡三百余人。
战斗结束后，父亲提拨为特务团一营青年干事。皖南事变之后，为重建新四军，父亲所在的八路军四纵改为新四军四师，彭雪枫为师长，邓子恢为政委，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此时国民党李宗仁部三十余万人清剿新四军，其中14万国军围剿四师，我们叫三个月“反顽斗争”。当时日是日本军，伪是汪精卫的汉奸部队，顽就是国民党军队。注意这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四师三个月伤亡，失踪，非战斗减员四千余人。1941年5月30日四师撤到津浦路东，皖东地区。
当时特务团团长程致远，政委李光天，参谋长陈景龙，政治处主任宋治民，一营营长罗杰，教导员梁斌，1941年6月部队在淮宝县休整，父亲被提拔为特务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一天父亲在三连巡视，突遭日军扫荡，父亲和连长指挥作战打退敌人，指导员刘汝贤不幸牺牲。
1941年六月特务团改编为特务营，下设四个连，营长林乃清，政治教导员干思贤，副营长韦郁国。父亲任营部指导员兼青年干事。驻军半城。营部指导员管什么？父亲管着重机枪排三十余人，机关干部，侦察班，通讯班，司号班，饲养班，炊事班八十余人。凡是有战斗父亲就带着重机枪排作为主火力参战，所以父亲参加战斗比较多。
父亲当营部指导员时，营部有一个司务长是东北人，一口沈阳话，他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十一二岁当兵就是张学良的勤务兵，在张学良内室伺候，他经常吹嘘张学良少帅如何如何，最令他自豪的口头语时：少帅亲自打过我一个耳光！怎么回事？说是有一次早上进少帅内室伺候倒尿盆，那个时候家里是没有厕所的，古老的风水理论厕所必须在外面，那么晚上起夜就用尿盆，男人用尿壶，少帅的尿盆是勤务兵去倒，结果不小心绊倒了，尿洒了一地，张学良很生气，就打了他一个嘴巴子。这反而成了他炫耀的资本了。后来他被送到军校上学，回来从连长开始做起，连长，营长，做到团长，然后去西北和红军作战，因为东北兵都思乡，部队不好带，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被整编，很多人都脱离部队回家了，他们团只剩下很少官兵在东进过程中被四纵击溃，他成了俘虏，因为东北也没有什么亲人，就加入了新四军，做司务长。据说他军事素质特别好，特别是喊队列，那是很有一套的。师直机关集合都是他喊操，直属队一百多人加上师直好几百人，他喊操一眼一板。后来抗大成立四分校，他就去当教官了。
1942年元旦陈毅代军长要求精兵简政，开展农业生产，父亲部队被派去打草打柴，休整训练。部队闲下来毛病就多，有一个老兵油子，从国民党那边俘虏了两次，因为军事素质特别好，神枪手一级的人物，就在营部机枪排当狙击手，当时他年近三十了，算是老辈兵了，总是怪话不断。他在战士中传播顺口溜：吃菜别吃白菜帮，当兵要当老中央；吃菜专吃白菜心，当兵别当新四军。当时被汇报到特务营政教那里，他们研究要给他处分，关他禁闭，因为我父亲是他的指导员，征求父亲意见，父亲不同意，父亲说：这个战士很孝顺也很苦，可以教育过来，我们以教育为主。这个兵家就是淮北一带的，父亲了解到他是一个很穷很苦的人。他父亲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因为和别人家闹矛盾，被人家打死了。那个时候他很小就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之后他就参加当地武装挣钱供养母亲，只要部队开拔去外地，他就开小差回家陪母亲。前几年日本扫荡时，他母亲逃反被炸死，他从部队回来也没有找到母亲的尸体，他的国军部队去哪了也不知道，他就参加了新四军。枪打得准，可以距离碉堡很远朝机枪口射击击毙碉堡里的机枪手。父亲组织营部直属队的老兵谈家庭遭遇，类似于诉苦会，他想想自己家的悲惨遭遇也是痛哭流涕。父亲借机给他和苦大仇深的战士讲为什么我们遭受苦难，新四军就是为了人民幸福而战斗的军队，这个战士通过教育完全转变了。不过，小朱庄战斗中，他中弹牺牲了。
1942年11月15日日军平林十七师团，伪军窦光殿15师，潘干臣28师，苏淮绥靖军一共七千余人飞机8架，坦克六辆，汽车120多辆开始扫荡新四军四师，四师开始了历时三十三天的反扫荡，大小战斗37次，父亲特务营在盱眙毙敌四人，另一次战斗毙敌三十余人，一连副政指胡长幼牺牲。
过去有一个京剧样板戏叫做《沙家浜》说的是负伤分散安置的新四军十八名指战员在农村养伤的事情，当时战斗受伤的指战员基本采取这种方式分散养伤。1943年初父亲就被派去洪泽湖天长县收回四师师直临时分散安置人员，不巧在洪泽湖遇到日本人扫荡，父亲找到新四军二师和地方政府，把人员集中起来跟着二师走，等扫荡之后，父亲把人员带回四师师部所在地半城。
关于接人带人，父亲曾武装接过四师副参谋长陈锐霆。陈锐霆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下党，在国军中任团长职务，1941年他率部起义，不幸被国民党顽固军官包围突袭，身中数处刀伤枪伤，挫败顽固军官后，部队起义。父亲受命带一个排去迎接陈锐霆，父亲说当时陈锐霆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样子，父亲让战士轮流用担架把他抬回来，并且特别找到消炎药送到师部医院。父亲说：过了不长时间，看他就像没有受过伤一样，在部队查岗，因为他个子很高，老远就看到他，陈锐霆活到106岁，他出了一本书叫做《走过百年》还给我们家寄了一本，将军去世时，治丧委员会还发了邀请，只不过我们没有去，说明老将军还记得父亲接他回来的事情。
1943年3月17日四师突袭国军韩德勤部，打到18日晨生俘韩德勤及参谋长吕汉勤等官兵千余人。韩德勤是名人，当时四师要把他送回国民党手中，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带特务营一个连“礼送”韩德勤回到睢宁，史书上说的到四师暂避日军进攻真是胡扯啊！
1943年4月14日11旅和特务营突袭小圩子的国军雷杰三部，雷负伤逃脱，其余全部被歼。20日特务营攻击尹集伪军胡泽善部，随后又突袭雷杰三部，然后顺路袭击国民党保安三团二营，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仅各种子弹就有两万多发。
6月23日父亲随特务营突袭泗北区公署，区大队并全歼，25日到小霍家消灭国军一个区大队，然后回半城休整。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五月战斗行军中一个怕死的战士故意掉队想脱逃，一连指导员过小秋下令击毙，当时老百姓都求新四军饶了这个战士，毕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年长的老乡跪在地上替这个逃兵求饶，过小秋再次严令击毙，执行枪毙的战士也很犹豫，过小秋掏出手枪把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给打死了。事后师部召开反军阀作风大会，过小秋被判刑。7月父亲接任一连指导员。
1943年11月父亲到淮北学习，整风。学习小组五个人，骑兵团副团长戴彪，联络部长任柏生，宣传部干部陈宇川，还有马龄松（张震参谋长的夫人）父亲在淮北参加了冬季扩军运动，一场运动招兵3787人。
1944年春四师展开春季攻势，父亲的连队连续作战，黑白突袭，几乎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到5月据说四师攻克敌人据点51处，这个敌人大约是伪军和国军。自从六月开始休整，准备西进。
1944年8月20日四师越过津浦路返回路西老根据地，21日完成对小朱庄驻军国民党淮北挺进军40纵王传绶部的包围，23日12时发起总攻。特务营炮连将中心碉堡摧毁并轰倒围墙，特务营一，二连从南和西南两个突破口攻入进行巷战，32团从北面攻入，国军从南面突围进入四师骑兵团的伏击圈，被大肆砍杀，死伤300余人。进入突破口的二连向北发展，父亲带着一连向东发展，一条街一条街的与国军展开巷战，最后敌军躲进两个大碉堡，父亲和连长刘子布面对不停射击的碉堡在想办法，父亲在矮墙后面，刘连长在玉米秸后面，父亲让他赶紧过来土墙后面，他说没事，话音没落，子弹打过来就中弹了，父亲和通讯员跑过去把他拖到土墙后面喊卫生员来包扎，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连长就牺牲了。
刘连长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围堵红军的战斗中被俘参加红军，虽然是国民党军校毕业的军官，但是有一点军阀作风，比如训练时有急躁情绪，打骂战士。过去过小秋当指导员也是不太执行纪律，自己都打骂战士，所以对于连长打骂战士习以为常。父亲在1943年7月接任指导员后，多次在民主生活会上批评他的军阀作风，因为父亲在指导员任上两年，算是“老”指导员，加上多次战斗父亲亲自带机枪排火力支持他们作战，很是敬佩我父亲，尽管那个时候我父亲只有18岁，而刘连长已经三十多岁了。新兵训练有时候是很气人的，你要求的动作，他就是做不到位，亲自教他也教不会，真是气不从一出来，现在禁止军阀作风，他又气的难受，就用头去顶战士，军事动作做不到位，他跑过去一头就把战士撞到。看见我父亲，这个老连长就跑过来说：报告指导员，我改正了军阀作风，没有打骂战士，用头顶他，不算打人吧。搞得我父亲可笑不得。
父亲吩咐战士把连长的尸体抬到隐蔽处放置好，然后继续战斗。父亲听着碉堡里的机枪很有节奏的“突，突，突”“突，突”三发两发的轮流射击，父亲知道这是一个曾经俘虏过的机枪手老张，老张四十多岁，是个兵油子，机枪打得好，老张一挺机枪正面防御，不论多少人是冲不上来的。父亲喊他的名字说：你投降吧，小朱庄守不住了，只要你投降反戈一击，既往不咎，当兵还是回家随你选择！机枪停了，等了一下，听到碉堡内“突，突”“突突”两组连发，再过一会，老张带头提着机枪，带着几十个人出来投降了。
这个时候剩下最后一个碉堡，父亲把老张带在身边说，你得跟着我争取立功，你枪打得准，跟我去把最后一个碉堡端下来。这个碉堡是敌人的营部，还有一个连的守军，加上很多军官跑进去，攻不下来，还造成我们死伤20多人。等到碉堡里枪声稀少，估计子弹不多了，主攻的部队就让战士抱着柴火堆在碉堡周围，点火烧他们，8月末正好是雨季，柴火不干，烟大火小，不到一个时辰里面就受不了了，举着白布往外跑，父亲指挥清理战场。等回来这个碉堡前，发现一些战士把碉堡里出来的军官全部背靠背捆在一起，准备用刺刀穿“糖葫芦”。父亲立即上去制止，把战士叫过来狠狠批评他们，让他们自己去给俘虏松绑，解绳子。这十几个军官松绑后给我父亲跪下磕头，其中一个姓孟的同乡是团级政治指导员，也被解救，这个人脱离部队后去徐州成为教师，这是后话。这次战斗教导员干思贤右臂受伤。打下小朱庄，父亲回家探亲。
1944年9月11日九旅25团，十一旅32团，骑兵团，特务营在彭雪枫亲自指挥下对夏邑八里庄敌28纵第82支队李光明部实施包围，营教导员王西康带着我父亲到敌支队三营营长黄遵德阵地谈判要求其率部投降，黄临阵投降，我军发起总攻，敌全线溃败，李光明率部突围被骑兵团围歼，支队长李光明，副支队长李良玉及577人被俘。在李突围时，彭师长在土墙前大声呼喊，指挥骑兵围堵，这时一颗流弹击中师长，彭应声倒地，父亲距离不远，亲眼所见，师长牺牲时年仅37岁。中央指示秘不发丧，张爱萍代师长，韦国清副师长，陈锐霆这时已经是副参谋长。
1944年10月14日国民党暂一军军长王毓文率骑八师，暂编第十四师、暂编第三十师以及地方纵队约4万人，兵分两路进攻永城的新四军四师，韦国清率四师协同三师一部全线反击，历时8天，歼敌6000余，缴获大批军火，光战马就缴获600多匹。父亲的连队血战八天八夜，战后四师与八路军王秉璋部回合。
1945年2月在淮北举行了彭雪枫追悼大会，彭雪枫的棺材是父亲带人到一个老地主家买来的，三寸厚的红松棺材，油漆了好多层，父亲在特务营选拔了抬棺的战士和护棺的战士，父亲书写的纪念文章在各大报刊登载。永城改名雪枫县，抗大四分校改名雪枫军政大学。这年五月父亲被提拔为特务团一营总支书记兼一连指导员，至此父亲是新四军全军任职最长的指导员，自16岁当营部指导员到现在历时四年。六月父亲成为一营副教导员。
六月中旬，新四军里的日本籍，朝鲜籍以及朝鲜族军官全部都集中在四师，父亲率特务团一连护送这些“国际友人”到黄口，很多都是过去的战友，同事，在黄口交给八路军。
完成任务后父亲回家结婚，农历的六月初二是父亲大喜的日子。母亲家距离父亲家十几里路，我三叔按照风俗去接亲。我祖父大办宴席，当时父亲为了防止意外，带了两个排长，都是用双枪的神枪手，都是老红军，老侦察员。参加喜宴的国军司令是父亲上学时的大学长，他说：你让你的警卫员也来喝酒吧，我不说话没有人敢捣乱，我说话，你别说两个人，就是两个排也不行。两个排长没有听他的，仍然子弹顶堂严阵以待。
婚后父亲带着母亲回到部队，母亲也成为新四军军人。8月父亲调到师政治部组织部任组织干事，日本投降时，父亲是正营级干部。这一年从4月开始四师向国军发动大规模进袭，拨除国军据点数十个，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严令新四军原地待命，不允许受降，也命令日伪军不得向新四军，八路军投降。新四军执行“以谈对谈，以打对打”方针，从8月15到10月31日，进攻小城镇日军，迫其投降。先后进行战斗21次攻占8个县城，68处据点。
1945年10月华中局，华中军区成立。邓子恢书记，谭震林副书记，张鼎丞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张爱萍副司令。四师机关编入华中军区，父亲成为华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干事兼巡视团员，这时父亲随宣传部领导赵秀亚到淮海军分区巡视，参与指挥军分区二团歼灭陇海铁路东段炮车日伪军，日军100多人拒不投降，攻打二十余天未能攻下。工作组鼓励团长吴达林，副团长何玉祥组建突击队重火力掩护强攻，然后攻下据点，消灭了日军。
1945年10月父亲调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参加审干工作。当时的上司领导，谭震林兼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副主任，组织部长吴加民，后来是谢胜坤。副部长兰荣玉，组织科长钱亦，干部科长喻新华。
审干由谢胜坤领导，干部科长喻新华，保卫科长倪斌，干事孙海云（就是书协主席孙小云的父亲）欧阳洪，周峰和我父亲，我父亲在办公室主管调度两个组。团级以上组和营，机关直属队组。建立档案，审查历史问题。1，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军队的；2，被俘自首变节的；3，违法乱纪的。汇总到父亲那里，形成报告，送到领导那里审阅，当时组织部要求形成文件，父亲建议不要形成文件，个别问题个别处理，这样能稳定部队，也保护了大批干部。因为投诚起义的官兵很多，家庭里国共两边跨的也很多，分散活动时期，什么叫自首变节很难界定。邓子恢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在审干中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华中野战军的审干工作完成的十分优秀。
至此抗日战争结束，回头看看父亲在新四军的七年时间里，参加战斗百余次，应该说在老一辈共产党军队中是参加战斗最多的基层指挥员了。不过从父亲的笔记，日记中我看到一些东西：第一，凡是主动突袭，主动进攻的都是针对国民党军队，就是所谓的“顽”。而遭遇战基本上是与日本人作战，遭遇了，不打不行，就打它一下，能消灭就消灭，击溃就击溃。而对于伪军则是方便就灭了它，不方便就阻击一下。新四军四师正是在日伪时期获得很大发展，那个时候国军是腹背受敌，一方面要抗日，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和汪伪政权争夺正统性也是势不两立，坚决斗争。再就是国共合作的新四军，本来说是共同抗日的友军，但是稍微不防备就被新四军给灭了。回观这一段历史，假设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红军不仅不能成为新四军八路军，或许已经被国民党军消灭了，所以很多都是天命！第二，战争时期，新四军，甚至八路军也是控制为主，发展为次。什么意思，就是得控制得住，管理得住。所以就形成了很庞杂得控制机构，所谓支部设在连上，有一套整治工作体系。团长是在党委领导下，营长是在总支部领导下，连长是在支部领导下，党的会议决定行动，这样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受到影响，而且机构臃肿，非战斗人员多，加上一把手负责制，必须对上负责，造成人才的逆淘汰，这是战争年代就形成的。第三，运动不断是中共的一个传统，审干，肃反，整风，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多干部就是由于种种原因成为牺牲品的。中国人又有一个互害互相整的民族性，所以部队中整人的事情很平常。第四，今天我们说的忽悠，在新四军思想政治工作中是很好用的一个手段，所以干部的学习，教育不断。而战士那就是反复教育，形成了一套工作方法。第五，就是所谓的巡视制度，这个古老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居然移植到部队，巡视是因为不相信下面的官员，所以才去检查，督导。为什么拿过来？因为干部只对上负责，提拔也是任人唯亲，能力肯定不行，特别是战争年代，硬碰硬，所以就借用了巡视制度，下面工作没做好，他不是找一个有能力能做好的人去做，而是用自己的亲信，做不好，派人帮助你，就有了工作组，巡视组这种变态的东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有巡视制度，甚至设了巡视员，成为安排冗官冗员的地方，这是国家的悲哀。所以，父辈这一代人走过来，走到他们离职休养，那是很不容易的。